王巍,1958年出生,全聯并購公會創始會長、金融博物館理事長,美國福特姆大學經濟學博士。1992年回國后,他與資本市場有了一段激動人心的故事。他于1992年加入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(以下簡稱“聯辦”),不久后回到央行,參與了南方證券的整個籌備過程。彼時,他一方面在體制內參與政府主導籌備的證券公司,同時又始終在民間參與聯辦推動資本市場發展的活動。
王巍是我國并購行業的早期開拓者,他將當時常用的“兼并重組”一詞修改成 “并購”,如今已成為行業通用語。在任職多家境內外金融機構期間,王巍組織了中國幾十家大型企業的改制、重組、承銷及并購業務。他于2004年主持創建了全聯并購公會,以推動并購行業發展。 2010年,王巍在天津創辦的第一家金融博物館正式開館,此后十年,不同主題和風格的金融博物館在全國另外十個城市相繼落地,這些以公益性質建立的博物館,傳播金融的歷史和思想,實現教育功能。 以下為采訪實錄
《財經》:上世紀90年代,您從美國留學回來參與創建南方證券,那個時候中國資本市場剛剛起步,您為什么會選擇投身中國資本市場?
王?。哼@個事還是應該從我怎么接觸王波明來開始談,當時我在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,今天的清華五道口,參與了國內早期的資本市場研究。研究內容主要是金融體制改革,沒有明確談資本市場,但是那時候五道口的一批研究生在1985年已經提出,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是金融市場。
當時我受了一些感染,后來在美國讀書期間正好接觸到王波明和高西慶組織的“中國資本市場促進會”。我參加他們這個會,我注意到這些留學生在推動中國創建資本市場。
我記得在一次哥倫比亞大學的討論會上,當時大家群情振奮,準備回國建立資本市場,我剛從國內來,就介紹了一下國內的情況,國內資本市場創建工作已經開始,最好提“規范”。大家結合各方意見,以這個為主題,一起撰寫“規范中國資本市場”的意見書。剛寫了一個序言,王波明、高西慶就回國了,這份意見書提交給高層以后得到重視,后來成為白皮書。
成立聯辦之后,王波明、高西慶希望我能回來,1992年我剛剛博士畢業,回來以后就加入聯辦。我在聯辦做了一段時間以后,人民銀行又希望我能回去,當時成立三大證券公司,我去了南方證券,參與了整個南方證券的籌備和發展。這樣我一方面在體制內參與政府主導的證券公司,同時又在民間始終參與聯辦的一些自上而下的推動資本市場的活動,經歷了一段非常激動人心的過程。
《財經》:早期創辦南方證券的時候,有沒有印象深刻的故事?
王?。?992年博士畢業回國,給了我很多重要的任命,上來就是南方證券副總裁。但說實在的,在美國主要是讀書,我們對資本市場怎么運行并沒有真正操作過,嚴格說根本就不懂,對于上市、基金、兼并合并,所有的工作都是邊干邊學,因為在美國根本沒有學到,只是感受到。因此幾乎所有的事情,從翻譯詞匯,到文本、文件,都是邊學邊領會,邊編制中國自己的東西。
比如,1992年底在海南,我當時在南方證券,兼任海南分公司總經理,因為在美國參與過mutual fund(互惠基金,又稱共同基金),我們就想在中國做mutual fund。
于是我給時任人民銀行海南分行行長的馬蔚華寫了一份“成立證券投資基金” 的報告,馬蔚華看了后非常高興,全力支持在海南成立第一只基金,但他同時問,人民銀行該如何監管基金?于是我又用一周時間寫了一份“如何監管基金”的報告。
所以最早關于基金的設立和監管的文件都是我寫的。1992年,海南證券成立了國內第一家公募基金——富島基金。
那時候所有的創新,包括所做事和對應的監管文件,都來自同一個人手里,這聽起來像玩笑,但當時這種情況非常普遍。包括企業上市、創造法人股、聯辦開發電子交易系統等,看似稀松平常的每一件事,在當時都是創新。
《財經》:為何選擇專注并購行業?如何看待這些年并購市場的發展?
王?。寒斈汩_始下海,自己成立公司,你只能找一些大家誰也看不清楚、不注意的市場去做,我選擇的就是做并購,當時稱作“兼并重組”。在歷史上,東漢末年有土地兼并,我覺得“兼并”這個詞政治意義太強,給改成了“并購”,這個詞是我創造出來的,現在流行了。
并購行業發展一直很好,因為經濟發展需要并購,經濟破產走出困境同樣需要并購,因此會做并購的人始終能找到機會,這個行業應該是常青藤。
這些年市場規模越來越大,十幾年前我們做一單超過上億的并購,就可以成為全國案例,如今上千億的并購都很輕松平常了。整個市場的規模大了,并購的工具也越來越多,整個體系已經形成,并購的市場已經建立起來了,人們的觀念已經完全形成了。
《財經》:回顧資本市場30年的發展歷程,有沒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改革?
王?。哼^去30年我個人比較幸運,幾乎接觸了30年全部改革的過程,這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再造市場的過程。嚴格來說,我們是在中國的本土市場上,在完全缺乏市場基因的情況下,用中國的因素去再造一個市場,而且逐漸與國際接軌,得到全球市場的認可。從機構到工具到交易方式,完全是憑空創造出來的,非常不容易。
其中一個重要創造是法人股市場,當時大家對股票市場姓社姓資還有巨大分歧,股票變成私人持有在今天是正?,F象,在當時是大逆不道的事情,怎么辦?設置一個過渡,就是法人股。最后在社會廣泛接受以后,逐漸把法人股消滅了,變成全流通。
這個過渡是中國人民的智慧,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。
還有電子化交易系統,我們幾乎完全是彎道超車,沒有西方國家現場交易上百年的歷史,直接采用了當時世界上比較先進的科技,電子化、無紙化交易,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創新。
此外,我們的監管體系、公司治理制度等,這些國外都走了差不多100年才能完成的制度,我們僅僅走了30年就與全球同步。這是一代人努力的成果。
《財經》:您怎么看待近些年資本市場一系列的改革,像科創板的推出、注冊制試點、《證券法》的修訂等等?
王?。哼@些改革在“器用”上,上手很快,無論電子化、大數據等先進技術,還是設立多層次資本市場,都是“器用”層面的改革。但從整個“道”的改革來說,我認為始終是沒有太大進展。
嚴格來說我們沒有形成一個真正的市場化周期,仍然是政治經濟周期。更多還是政府從國家力量強大、從防御全球經濟風險角度來考慮問題,而對市場的激勵信號還釋放得不夠,或者說市場的信號被扭曲了很多。
《財經》:2010年的時候,您創建了金融博物館,回顧過去的十年,有何感觸?
王?。寒敃r非常偶然,我們在天津創建了第一個金融博物館,市場反響比較好,很多人要求我們做第二個。于是在這種市場需求下不斷復制,一年建一個,如今已經在十個城市建立了金融博物館。
金融博物館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平臺,因為它不僅可以像傳統博物館一樣收藏歷史,還可以不斷發現歷史。
今天回頭來看,我們在做一種“觀念博物館”,即通過博物館傳遞社會觀念,實現教育功能,這種博物館它會比傳統的收藏博物館有更多的參與未來、參與現實的功能。這也是今天金融博物館受到很多人關注的原因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