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巍，1958年出生，全聯并購公會創始會長、金融博物館理事長，美國福特姆大學經濟學博士。1992年回國后，他與資本市場有了一段激動人心的故事。他于1992年加入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（以下簡稱“聯辦”），不久后回到央行，參與了南方證券的整個籌備過程。彼時，他一方面在體制內參與政府主導籌備的證券公司，同時又始終在民間參與聯辦推動資本市場發展的活動。

《財經》：上世紀90年代，您從美國留學回來參與創建南方證券，那個時候中國資本市場剛剛起步，您為什么會選擇投身中國資本市場？

王?。哼@個事還是應該從我怎么接觸王波明來開始談，當時我在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，今天的清華五道口，參與了國內早期的資本市場研究。研究內容主要是金融體制改革，沒有明確談資本市場，但是那時候五道口的一批研究生在1985年已經提出，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是金融市場。

當時我受了一些感染，后來在美國讀書期間正好接觸到王波明和高西慶組織的“中國資本市場促進會”。我參加他們這個會，我注意到這些留學生在推動中國創建資本市場。

我記得在一次哥倫比亞大學的討論會上，當時大家群情振奮，準備回國建立資本市場，我剛從國內來，就介紹了一下國內的情況，國內資本市場創建工作已經開始，最好提“規范”。大家結合各方意見，以這個為主題，一起撰寫“規范中國資本市場”的意見書。剛寫了一個序言，王波明、高西慶就回國了，這份意見書提交給高層以后得到重視，后來成為白皮書。

成立聯辦之后，王波明、高西慶希望我能回來，1992年我剛剛博士畢業，回來以后就加入聯辦。我在聯辦做了一段時間以后，人民銀行又希望我能回去，當時成立三大證券公司，我去了南方證券，參與了整個南方證券的籌備和發展。這樣我一方面在體制內參與政府主導的證券公司，同時又在民間始終參與聯辦的一些自上而下的推動資本市場的活動，經歷了一段非常激動人心的過程。

《財經》：早期創辦南方證券的時候，有沒有印象深刻的故事？

王?。?992年博士畢業回國，給了我很多重要的任命，上來就是南方證券副總裁。但說實在的，在美國主要是讀書，我們對資本市場怎么運行并沒有真正操作過，嚴格說根本就不懂，對于上市、基金、兼并合并，所有的工作都是邊干邊學，因為在美國根本沒有學到，只是感受到。因此幾乎所有的事情，從翻譯詞匯，到文本、文件，都是邊學邊領會，邊編制中國自己的東西。

比如，1992年底在海南，我當時在南方證券，兼任海南分公司總經理，因為在美國參與過mutual fund（互惠基金，又稱共同基金），我們就想在中國做mutual fund。

于是我給時任人民銀行海南分行行長的馬蔚華寫了一份“成立證券投資基金” 的報告，馬蔚華看了后非常高興，全力支持在海南成立第一只基金，但他同時問，人民銀行該如何監管基金？于是我又用一周時間寫了一份“如何監管基金”的報告。

所以最早關于基金的設立和監管的文件都是我寫的。1992年，海南證券成立了國內第一家公募基金——富島基金。

那時候所有的創新，包括所做事和對應的監管文件，都來自同一個人手里，這聽起來像玩笑，但當時這種情況非常普遍。包括企業上市、創造法人股、聯辦開發電子交易系統等，看似稀松平常的每一件事，在當時都是創新。

《財經》：為何選擇專注并購行業？如何看待這些年并購市場的發展？

王?。寒斈汩_始下海，自己成立公司，你只能找一些大家誰也看不清楚、不注意的市場去做，我選擇的就是做并購，當時稱作“兼并重組”。在歷史上，東漢末年有土地兼并，我覺得“兼并”這個詞政治意義太強，給改成了“并購”，這個詞是我創造出來的，現在流行了。

并購行業發展一直很好，因為經濟發展需要并購，經濟破產走出困境同樣需要并購，因此會做并購的人始終能找到機會，這個行業應該是常青藤。

這些年市場規模越來越大，十幾年前我們做一單超過上億的并購，就可以成為全國案例，如今上千億的并購都很輕松平常了。整個市場的規模大了，并購的工具也越來越多，整個體系已經形成，并購的市場已經建立起來了，人們的觀念已經完全形成了。

《財經》：回顧資本市場30年的發展歷程，有沒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改革？

王?。哼^去30年我個人比較幸運，幾乎接觸了30年全部改革的過程，這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再造市場的過程。嚴格來說，我們是在中國的本土市場上，在完全缺乏市場基因的情況下，用中國的因素去再造一個市場，而且逐漸與國際接軌，得到全球市場的認可。從機構到工具到交易方式，完全是憑空創造出來的，非常不容易。

其中一個重要創造是法人股市場，當時大家對股票市場姓社姓資還有巨大分歧，股票變成私人持有在今天是正?，F象，在當時是大逆不道的事情，怎么辦？設置一個過渡，就是法人股。最后在社會廣泛接受以后，逐漸把法人股消滅了，變成全流通。

這個過渡是中國人民的智慧，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。

還有電子化交易系統，我們幾乎完全是彎道超車，沒有西方國家現場交易上百年的歷史，直接采用了當時世界上比較先進的科技，電子化、無紙化交易，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創新。

此外，我們的監管體系、公司治理制度等，這些國外都走了差不多100年才能完成的制度，我們僅僅走了30年就與全球同步。這是一代人努力的成果。

《財經》：您怎么看待近些年資本市場一系列的改革，像科創板的推出、注冊制試點、《證券法》的修訂等等？

王?。哼@些改革在“器用”上，上手很快，無論電子化、大數據等先進技術，還是設立多層次資本市場，都是“器用”層面的改革。但從整個“道”的改革來說，我認為始終是沒有太大進展。

嚴格來說我們沒有形成一個真正的市場化周期，仍然是政治經濟周期。更多還是政府從國家力量強大、從防御全球經濟風險角度來考慮問題，而對市場的激勵信號還釋放得不夠，或者說市場的信號被扭曲了很多。

《財經》：2010年的時候，您創建了金融博物館，回顧過去的十年，有何感觸？

王?。寒敃r非常偶然，我們在天津創建了第一個金融博物館，市場反響比較好，很多人要求我們做第二個。于是在這種市場需求下不斷復制，一年建一個，如今已經在十個城市建立了金融博物館。

金融博物館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平臺，因為它不僅可以像傳統博物館一樣收藏歷史，還可以不斷發現歷史。

今天回頭來看，我們在做一種“觀念博物館”，即通過博物館傳遞社會觀念，實現教育功能，這種博物館它會比傳統的收藏博物館有更多的參與未來、參與現實的功能。這也是今天金融博物館受到很多人關注的原因之一。